影响美酒酿制的5个地理因素

有些学者认为法治只是宪政的一部分，建立宪政体制不能只靠法治。

[24]同注2引文，第605-606页。越权无效，是英国现代行政法的平台。

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，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，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。这个三阶段标准是指：（1）立法目的必须十分重要，足可限制基本权利。现在的趋势是被比例标准取而代之。只要行政机关能够给出足够的理由，足以让法官信服这是最小侵害手段就可以了。但一个在普通法，一个在大陆法，生长在不同的地域与传统中，本来没有什么瓜葛。

津巴布韦的比例标准移植于加拿大，又稍加改造。枢密院引用了加拿大、津巴布韦的判例，依据它们所采用的三阶标准，对隐含在上述合理要求之中的比例作出了界定。主审法官里德（Lord Reid）认为，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（plainly a bad reason），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。

第三，比例和不合理有着各自的审查视角与技术。从此，不合理标准牢固地和越权无效彼此勾连，彼此互补，成为了公法上合理性原则的试金石。第二，不论是继续依托传统的不合理，拉张其伸缩幅度，还是维持当前格局，都清晰地说明了一点，比例原则和不合理之间没有根本冲突，它们只是对一个幅度上的强弱做出不同标识。那么，怎么把握其中的尺度呢？最初，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，解释得相当严格。

电影院不乐意，告上法庭。所以，工会认为，其有权要求听证。

换句话说，他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智，明确并遵从理智所指引的道路。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（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）要求相比，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、严格的标准。[39]同注36引文，第712-713页。不合理标准的适用就呈现出了一个似乎不可预测的幅度。

【作者简介】余凌云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法院却不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，它的手也就不能伸得太长，不能随意篡夺议会授权行政机关的裁量权，不能取代行政机关去判断选择的优劣好坏。于是，正本清源，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，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。因此，对于不合理的理解就出现了两种阐释路径，代表着两种态度。

在Kay v. Lambeth London Borough Council (2006)和Doherty v.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(2009)中，上议院（the House of Lords）同时认可了两种审查路径。对这种极苛刻的不合理，凯恩评价道，它不太可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，因为，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决定或规则是极端意义上的不合理，那么，它通常会落入司法审查的其他标准之中。

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，变得吊诡、复杂、难于把握。在侵权法上，疏忽大意就是指没有去做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境下会去做的事，或者做了一些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境下都不会去做的事。

[31]坦普尔曼法官（Lord Templeman）进一步解释道，当有缺陷的决定将危及生命或自由时，法院在对决定指出的过程进行审查时就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。主审法官斯泰恩（Lord Steyn）在附带意见（obiter speech）中发表了很有名的观点。1、 从欧洲传入英国比例原则源自德国法。法院认为，法律授权给专员的是合理建设的权力，有关裁量权应当受到理性和法律的限制，而专员上述决定是专横的。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，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，无论多么宽泛，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。政府误认为，拒绝一个寻求避难者的申请，他回到肯尼亚后不会被驱逐到乌干达，所以，也不会对其生命造成什么威胁。

它们一起构成了广义上的不合理。但是，伴随着欧共体法对英国的效力，该原则也影响英伦，并与本土的合理性原则发生碰撞。

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、最困难的实质问题。[20]于是，从英国的实践看，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形成了一个审查的幅度，从sub-Wednesburyreview到super-Wednesburyreview，根据审查对象的不同，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与策略。

这对于英国公法的发展来说，也就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。在Smith and Grady v UK (2000)中，英国法院的这种审查受到欧洲人权法院的严厉批评，认为它低于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水准。

因判例的凌乱，我从文献上没有查找出它和急切的审查、sub-Wednesburyreview之间的关系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有趋同的效果。这是综合意义上的成比例。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，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。其次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诸多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中，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，随着对当事人权利侵害程度的降低，行政手段的功效也很可能随之降低。

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：[4]（1） 在英国，1948年之后，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，其中，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，所占比例超过了85%，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，占61%。[11]它可以有多种形态，不仅指简单的粗心（simply careless），也指考虑冷静却不合理（coldly considered but unreasonable）。

[38]同注36引文，第701页。所以，英国法官更乐意转为对程序上说明理由的要求。

所以，在英国行政法上，不合理标准渗透着合法性评价。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，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，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，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。

或许，在法院看来，这与行使相邻权时要尽到的合理义务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在上议院看来，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，是不可接受的。另外，考虑到各国政策与态度的多元化，尤其是人权观念的文化分歧，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确认了一个判断余地理论（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），让法院的干预只是在各成员国都接受认可的底线上游走。或许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因为面临着比德国法院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形，欧洲人权法院还发展了比例原则。

[7]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，通过向后者的转换，避开步入优劣审查，使法官、公众更易于接受。这种向程序转换的趣味，贴近英国人的不合理审查。

2、不断放低的门槛英国公法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，从分权主义出发，法院只能审查行政决定的法律错误问题（error of law），不能审查行政决定的优劣（merits）。四、对不合理的理解因判例零散、渐进之特质使然，指称的术语斑杂，出现在判决中的就有unreasonableness、irrationality、arbitrary and capricious、frivolous or vexatious、capricious and vexatious等。

换句话说，在授权界限之内，行政机关享有真正的自由裁量（genuinely free discretion）。对于行政机关可以考虑的范围以及追求的目的，之所以要控制，可以解读为是对法律意图的贯彻。